谈谈你对科学创新的理解

科学创新的理解:谈科技创新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创新，创新是指：以现有的知识和物质，在特定的环境中，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包括但不限于各种方法、元素、路径、环境等等），并能获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为。原创性的科学研究或知识创新是提出新观点（包括新概念、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新发现和新假设）的科学研究活动，并涵盖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以新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已知事物等。原创性的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结合在一起，使人类知识系统不断丰富和完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产品不断更新。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引领的管理创新作为信息时代和知识社会科技创新的主题，是当今时代科技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知识、新艺术的一部分，它自身也是电子信息或新概念、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新发现和新假设的集成。科技创新涉及政府 、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国际组织、中介服务机构、社会公众等多个主体，包括人才、资金、科技基础、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创新氛围等多个要素，是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复杂作用下的一种复杂涌现现象，是一类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从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构成的技术创新双螺旋结构出发，进一步拓展视野，技术创新的力量是来自于科学研究与知识创新，来自专家和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信息技术引领的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进一步推动了管理创新，这既包括宏观管理层面上的创新――制度创新，也包括微观管理层面上的创新。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新无疑是我们所在这个时代创新的主旋律，也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新之间的协同互动共同演化形成了科技创新。

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为人不断探求新知识的历程。尊重知识是人类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拉丁语称知识为scientia，由此而来的科学（science）一词便成为现代最受敬重的那一部分知识的名称。在西方犹太――基督文化的创世神话中，曾有这样一段传说：“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在没有光之前我们一无所知，在有了光之后我们仍然一无所知，不过我们能看到一无所知了。为了摆脱一无所知的尴尬局面，人类便说，“要有科学，就有了科学”（Let there be science， and there was science）。现代人类已经充分认识到，只有借助科学的手段才能有效地提高、扩展自己的生存能力，社会历史必然会向更有保障、更安逸、更有生存主动性的阶段发展。但是，仅仅认为知识就是力量是不够的，这会使知识成为一种对人封闭的客观力量，反过来窒息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妨碍社会继续进步。当科学发展越来越快时，对于科学发展历程的理解就变得更为必要，同时也变得更为复杂。随着科学成果的激增和知识的爆炸，事实和理论互为影响，仅仅是总结现有的成果，就已成为一项可怕的任务。然而，对于历史性的思考来说，如何看待科学本身也正显得越来越重要。 在395年前的一个夜晚，伽利略使用一架望远镜观看月亮。这是人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它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的开端。现代科学是建立在观测和实验的基础之上，它已历经四个世纪了。近代中国的西学东渐是从明末开始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光启在翻译西方书籍时，把science译成“格物穷理之学”，后来简称为格致、格物或格致学。明末清初从欧洲传入中国的学问主要是天文学与数学，“格致之学”的含义很笼统。到清代后期，传入的西方学问迅速增多，有声学、光学、电学、化学、地学、动物学、植物学等等，名目繁多。1895年，严复特别使用了“西学格致”一词表达science。到这个时候，在汉语中还没有“科学”这个词。1897年，维新派人士在上海创办“大同译书局”，组织翻译日文书籍。开局不久后出版的一批书中，有康有为编订的《日本书目志》第二卷“理学门”。其中，首次出现了《科学入门》、《科学之原理》这样的书名。虽然汉语和日语中，“科学”写法相同，但汉语中从前没有此词，这个译名是康有为从日语中引入的。1912年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通令全国在学校机构设置和课程设置中一律取消了“格致科”。自此之后，“格致”基本上属于被弃用的旧词。1915年，留学归国学生在上海创办刊物《科学》，从此“科学”一词在中国就大行其道了。 在汉语中，“科学”这个名词，是与“玄学”相对应而存在的。“玄者，幽�万类而不见形者也。”（杨雄《太玄?玄�》）玄是指精神性的宇宙本体。至于为何用“科学”作为science的译名，动机是值得揣摩的。隋唐以来废除为世族垄断的九品中正制，分科考试选拔官吏，见于史者凡五十余科。由于西方之学与东方儒学相比，门类各异，故此日本首先以“分科之学”称之，这就是“科学”一词的来历。“科学”与科举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至今尚有余绪。20世纪50年代，流行全国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延续。早期西方传教士的著作也为上述说法提供一些佐证，他们写道：“世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重视科学，使科学与政府事务发生关系。然而，中国人只是在一些与公德有关的范围里才对科学发生兴趣。他们对于一切与公德关系较少，甚或对其无所裨益的科学，则很少加以注意，但同时也不嗤之以鼻。”（这段文字见诸由在北京的传教士所撰写的《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艺术、道德、习俗的回忆录》，该书于1776年在巴黎出版。） 为了应付西方的入侵，在备尝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之后，一批务实的清代官员开始注视现代科学。他们发起一场所谓的洋务运动，试图通过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的工艺和军事技能来增强国力。为了培养洋务运动急需的技术人才，他们创建了各种学校：首先是1862年北京的同文馆，然后是上海和广州的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上海机器学堂、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和湖北自强学堂等等。洋务派官员建立这些学校仅仅是为了培养翻译、机械工程和军事学方面的专门人才，并不是为了培养学术研究特别是科学研究人才。与此同时，一些最好的民间书院已开始引入现代科学，例如创建于1884年的江苏省江阴市的南菁书院设立了一所天文台。近代中国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走的是条曲折道路，这种重技术轻研究的传统更是影响久远。当人类考虑未来的科学进步时，很容易犯理想化的错误，即认为所有能做的事情都可以做到。事实上，许多原则上能完成的事情，实际上是无法完成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要获得信息就需要做功。利用这一普遍的科学定律，可以量化任何科学研究的耗费。在任何人类活动领域里，仅仅具有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当知道完成它的代价，这一代价最终可以用能量或计算能力来衡量。在20世纪之前的科学进步讨论中，获取知识的经费问题几乎不在考虑之列。而到了今天，这似乎已成为首要问题了。以国际合作为标志的“大科学”的诞生，使经费成了研究计划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这与当年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探险很相似，原则上，人们可以不受限制地派船队去探索大海，但实际上，这些航行需要发起人，而明朝永乐帝和西班牙伊莎贝拉（Isabella）女王都希望自己的投资能得到回报。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竞争异常激烈而残酷，创新已成了一个十分流行的名词。因循守旧，重复前人的工作（无论是低水准重复，还是高水准重复），是无法创新的。不能争朝夕，捷足先登，就会坐失良机，居人之后，成果的优先权就会失之交臂，胜券旁落。有人说，创新的关键在于勇气和动力，勇气来源于动力，而动力又来源于事业心和责任感；又有人说，创新的关键在于能力和方法，当今科学迅速发展，如果知识面过于狭窄和陈旧，是无法达到创新需要的；还有人说，创新的关键在于创新者的素养和品格，如此等等。事实上，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一个真正的科学研究氛围，正如文学、艺术伟大作品的诞生需要良好的氛围一样。如果仅将科学、文学、艺术都看成是一种手段，并且像儒学家那样着手将手段转变为目的，手段的价值将会成为绝对的价值。由此而产生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实利超越于真、善、美之上而统辖一切。我们不能奢求被实利占据一切的人具备大胆、热忱、廉洁和崇高的品格，更不用说责任感和事业心了。因为这些品格，只有在一个不为实利所束缚的人，向往未来，力图超越所有现存条件时，才会表现出来。人们把自己的翅膀剪短，然后叹息为何不能振翅翱翔。人们把自己囚禁在实利之中，然后惊异自己视界太窄，如井底之蛙，无法创新。 人啊！让未来对你开启吧，你就不会再徘徊在眼前。你就会像先辈那样说：“Let there be science， and there was science。”